感谢《热风学术》的授权转载。原文刊登于《热风学术》第六辑，王晓明 蔡翔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民族主义

印度的女性主义知识谱系

Mary E. John

顾辰姚 译  闵冬潮 校

此次讲座是对各种印度女权主义知识生产系统地回应。在印度，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非女权主义者都有大量关于妇女的知识。妇女研究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要对处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妇女运动的接合点的这些工作进行总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此，我将以自身的经历为例证，近年来我一直在参与编写一个供教学和更广范围使用的《妇女研究读本》（Women’s Studies Reader）。不断延伸的主题使这项工作令人生畏（受到永远无法完成的威胁！）。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主题或问题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了。但是，并非由于我无法依照经验为你们提供一个女权主义知识生产的综述，这次讲座的结构才与以往有所不同。

与其用大标题去罗列和勾画出印度妇女研究中那些宏大的知识概念，不如让我在这里谈点别的。我想以概念为脉络进行扩展，探讨各种认识论，也就是说，那探讨些曾经在印度妇女问题史上起到建构角色的话语框架。认识论并非只是一种理念，也不仅仅是一种立场或观念，它相当于一个思考和辩论的框架，用以不同立场的人互相演说，因为他们分享着某种假设。当然，将丰富的辩论、思想和关注变为一个浓缩和简单的框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但我积极的想要从中汲取有利条件。首先，在上世纪末和当前的妇女研究与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进程中，由此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主题和转变，对我们理解“妇女”问题时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次，对此次讲座的意图和它的语境同样重要的是，我希望不仅是将印度作为一个单独的个案来谈，而是提供一个或许能拓宽亚洲内部价值观比较的反思。尽管我对非印度语境下的女性和女权主义的了解一鳞半爪，犯有“被认可的无知”（“sanctioned ignorance”）的毛病，这特别表现在非西方知识分子对非西方知识的考量上，但有幸成为亚洲网络里的一员（诸如这个网络），已使我不再局限于原来所处的地方。此次讲座也因此是引入深入对话的一个契机。

在下面宽泛的大纲里，我需要你们协助完成反思：依我之见，在印度，“妇女”和“女性主义”史上大体有三种主要的认识论或者说参照体系——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后民族主义的。殖民主义的认识论是迄今为止存在时间最长的，它起始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直至三十至四十年代，即1947年独立以前和1950年共和国建立及批准宪法这段时间开始断裂。但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就此消失，殖民主义依然伴随着我们。从四十年代进入五六十年代的过程中，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催生了民族主义的认识论 ，该认识论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受到批判——这是我所要谈的第二种认识论。第三种认识论在九十年代形成力量，我将之称为后民族主义，目前，我们对此仍然难以把握。

殖民主义的认识论

从葡萄牙入侵和达伽马在1494年第一次到访西海岸起，印度就开始受到各种欧洲殖民势力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和最具深远影响的是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直到1947年独立结束的英国殖民统治。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次大陆归属英国统治，有三个不同的管辖区——东部的孟加拉管辖区，西部的孟买管辖区，以及南部的马德拉斯管辖区。对孟加拉管辖区的殖民经历已经进行了最深入地研究，此中也包含着妇女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注意到，在贯穿于整个十九世纪的被称为“社会改革”的时期，由男人们率先发起的那些关于妇女和她们的低下地位的抗议、公共讨论和激烈争辩。十九世纪初关于寡妇自焚所引发的第一场争论是发端，接下来各种讨论逐渐展开——关于寡妇再婚、妇女教育的争论、提高结婚的法定年龄（从10岁到12岁）、夫妇同居权的恢复，还有，是的，还有十九世纪末关于婚内强奸的公共丑闻。在二十世纪之交，这些问题强有力的使得殖民社会产生分化，正巧，此时出现了大量的运动，甚至产生了基本上的积极改变。

不过，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提供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而是想指出学者们在尝试做出解释时所运用的理论框架。如果说过去存在着辩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辩，那么如今即使只在学术殿堂的内部，也应当尽力去理解这些问题。许多从事着孟加拉殖民区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和女性主义者，例如 Lata Mani, Partha Chatterjee, Tanika Sarkar, Mrinalini Sinha ，已指出殖民主义认识论中的关键因素，尽管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那么，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首要问题是，在殖民主义的认识论中，妇女问题并不以政治问题论处，它长久以来都围绕“社会”或“文化”这个关键概念，被认作是个“传统”问题——因此，妇女问题呈现出与政治的，或更普遍的，与现代的张力关系。例如，根据Lata Mani的观点，废除寡妇自焚的那首场辩论是关于印度的殖民话语的产物，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她通过分析历史材料指出，妇女其实并非是这些争论的主体，而是用以扩展争论如何书写“印度”的一个场域。通过对是否和如何将寡妇自焚定为非法的长期讨论，印度传统的本质，其本真性通过经典的概念聚合在一起了。十九世纪末，至少在孟加拉殖民地区，越来越多的社会改革的议程不断增长，并且由扶摇直上的民族主义的政治重铸。正如查特杰指出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能够成功的解决妇女的问题，这一点已实现，以他的观点来看，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是个文化话语，而之前它是政治话语。于是，妇女成为印度文化和传统的载体，脱胎换骨的成为现代化的传统，对殖民地男人而言是主权的载体，与使他们屈服于殖民主义的那个公共的殖民世界相对立。以妇女为支撑点，国家的内部与外部领域、精神与物质、文化与政治、家庭与世界，都是改写殖民主义认识论的二元对立。结果，对二十世纪初的第一代女性主义而言，最具矛盾的妇女问题是文化和现代性。对国家而言，新妇女不可以塑造成西方妇女那样的现代，或者像下层阶级妇女那样没有文化，她们必须进学校，接受有益于未来的正确的传统教育。因为殖民主义的国家占据了物质经济的公共政治领域，家庭、夫妻交往、宗教和家庭生活这些范围便成为被殖民者为争取主权而力争的批评领域。然而，Tanika Sarkar指出，要更细致深入的指认这些民族主义者话语中关于家庭范畴的问题，因为他们深受印度教家长制建构的影响，它以幼童婚姻为其理想。她认为，20世纪初，公共范围内对于婚姻暴力和法定婚龄的讨论，渗透影响到印度教的家庭内部结构关系，这不仅仅与保护印度民族主义相关，同时也是对权利语言首次表达的基础。

文化，家庭和婚姻，甚至性欲也因此成为这一时代殖民认识论中的批评材料。（事实上，妇女的性欲是这一时期所有争论中不变的常量，但却没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凭借这种妇女和文化在反对殖民主义与西方的民族斗争中的特殊关系，它也许或多或少让人看清它们是如何冲突的，因此，在这些情况下逐渐成为女性主义占据的位置（不论这个名称是来自世纪之交，或仅仅因为是妇女领导的斗争的简写）。通过站在现代性立场的女性主义者和站在文化立场的规范的妇女（印度教中产阶级高级种姓，当然是异性恋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族主义如何通过与印度文化截然不同并产生冲突的女性主义激烈斗争来回应殖民主义。在这点上需要受到质疑和去自然化（de-naturalised）的原因在于，辨别女性主义的西化是个极具选择性的问题。毕竟，男人的西方化，技术引进和其他种种，没有引发绝大部分民族主义者发出同类的回应。这种认识论中所有发生在20世纪早期那几十年的改变和转折——殖民主义后期第一个妇女组织成立，妇女问题不再为男性社会改革家们所持有——直到殖民主义的消失才结束，但又持续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直至目前仍活在阴影之中。

通过回顾我们在这一处境下引入西方传统性别概念所产生的影响，让我尝试着展开更为深入一些的讨论。所有重视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来分析女性主义的人都学过关于生理的性和社会性别的区分，而且，在十九世纪期间的欧洲的医学、生物学、和精神病学及其他领域的话语的范围内来理解这个区分，将“妇女”与生物学和自然等量齐观。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那句著名的口号“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所有力反映的那样，刻板印象和断章取义的运用女性生理特点是女性所独有的压迫的源泉。追随波伏娃，西方女性主义急需打破妇女和自然间的联系，从而证明家长制结构和性压迫完全是社会和文化造成的，因此也是能够改变的。生物学因此成为西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中心。

我认为印度所处的境遇多少与此有些不同——生物学的话语对文化和传统注入了强有力统治性力量，在这一点上，正是传统/现代这一对成为建立奠基一代女性主义的基础。女性主义者受到质疑，甚至遭遇以民族主义文化为名的嘲讽，与此对立的是传统成为概念化妇被压迫的重要核心。一些历史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他们将印度殖民时期的女性主义称为“社会女性主义”，暗示其与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主义的差异——如此深入的参与到公共政治领域，诸如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依我之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认识论如何建立起一系列文化与政治间的冲突的意义，以及对现代性的矛盾心态——对某些人来说，现代性是与解放和妇女的权力相联系的，但是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妇女并非轻易就能实现这些构想。当妇女组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间变得更为活跃时，她们中的许多人界定自身所介入的领域是“社会”，认为政治问题应该留给印度国大党解决。更进一步的对立是以不同的社区身份信仰来画线的，特别是在诸如穆斯林、不可接触者和受压迫的阶级这些少数群体之间，女性主义者以及妇女活动家们则分化为普世主义和个人主义，由此获得解放的可能性。

在此让我稍作停顿，跳出印度的圈子来看看。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讨论的认识论是否和怎样能与亚洲其他的语境产生共鸣。比如说，在韩国或是中国与此相同的时期，妇女和女性主义，文化和现代性奠定的轮廓是怎样的？例如，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新女性”是如何与“现代女性”产生对比的？在印度这样的遭遇和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所形成的妇女斗争，与那些非西方环境下殖民主义并不是西方唯一的中介所产生的斗争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在许多亚洲语境中似乎还有相似性，比如把妇女作为一个支点在现代性中来重塑传统，中国的缠足就与印度的寡妇自焚占据同样的地位。此外，妇女受压迫的特别问题，诸如家庭、婚姻、一夫多妻制、杀死女婴、教育等等，似乎也存在于亚洲的许多语境之中。二十世纪早期的男性政治领袖所提出的妇女的未来更让我深有触动，他们之中最具声名的是印度的甘地和中国的毛泽东，但是我确信还有很多其他人。注意到妇女问题对他们自身的建构有关键性作用之后——甘地毫不含糊地批评男人们的暴力倾向，要求结束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建立以妇女特质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斗争的明确结构。毛泽东早期对于赵小姐自杀的论述，将中国社会的妇女所受的压迫概括为 “三面铁网”（注：母家、夫家、社会） 和 “四条绳索”（注：父权、夫权、族权、神权），这为你们所熟知。

同时，至少在我自己对此初步阶段的思考中发现，某些差别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个体特质并非偶然现象，或者对我来说，甘地在妇女方面的成功之处是通过强调妇女首要的“社会”角色，并且主张与独身主义和禁欲相连的男性/女性的性实践。但毛主张婚姻自由，甚至在长征的情况下仍提倡离婚自由，这在甘地的实践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然而，在边缘化的领袖中，如在印度南部的反种姓制的运动和异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他们的民族主义特质受到怀疑，而女性的性欲和自主权“激进”的主张在此找到了拥护者。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四十年代的时候，著名的“社会女权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组成受到其他运动的妨碍和影响——政治民族主义是妇女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鼓舞的妇女（和男人）运动发展至劳动妇女和小范围的农村妇女之中，并首次使经济权利成为中心问题。

民族主义认识论和其内部的批评

现在，让我移步到另一个认识论，我将它称之为民族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来自凭借将印度变为民族国家，从而成功的发起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经历几乎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印度民族需要新的想象，通过发展的世界视野来重塑自身。发展提供了将来的远景和与殖民地时期的过去告别。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国家未来发展的替代模式——无论甘地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右翼，如果不严厉镇压就能成功交融。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大保护伞下，通过混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印度式的发展意识形态使国家、民族和经济形成强有力的结合。经济民族主义——不是文化民族主义——是现在组织原则的中心，传统包含于现代化之中，平等已纳入新的宪法。独立前的妇女运动有效地将国家发展和印度的妇女进步交给了国家，而其他的呼声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民族主义的认识论至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最初二十年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在六十年代末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民族国家的这个发展模型出现了第一个裂痕和危机，面临着由总理甘地领导期间1975-77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妇女研究和新改造的妇女运动在这个政治和经济混乱与动荡局面下应运而生。依我之见，民族主义的认识论由国家领导的经济发展和自由平等组成，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的新局面形成了这一认识论下有力的内部批评形式。让我来厘清一下我所想表达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评或多或少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言说——第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和这代妇女研究学者都将她们的气愤和由普遍失败带来的震惊发泄在这个国家的身上。她们需要关于妇女视角的新知识，而正是这个国家令妇女处于失败的境地。这个批评由两个宽泛的方面组成：首先，对于发展和贫困的批评，有证据表明，妇女恶劣的处境与国家所领导的计划和发展密不可分；其次，从妇女暴力的角度对于法律和社会的批评，包括对代表国家的警察对妇女实行的暴力。殖民主义认识论主要由文化和传统组成，而民族主义认识论则由对现代性的批评构成——一个主张平等的现代性却使父权制隐匿起来。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法律中那些让人察觉不到的偏见受到了批评，发展的过程中使贫穷的妇女边缘化遭到质疑，现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因鼓励婆家为谋取更多的嫁妆而谋杀新娘的现象而受到抨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当所有人都被西部的拉贾斯坦邦寡妇自焚的新闻震惊，女性主义者认为这并非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风俗而完全是现代犯罪行为。在所有这些批评中，女性主义者要求国家改变其法律，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对人们福祉的关心。

换句话说，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除了少数之外）对立的话语仍然在国家及其政策和法律提供的层面上工作。如我在各处讲过的，妇女研究和妇女组织主要由中产阶级上层种姓的妇女来领导，她们视自身扮演着一个代表性的角色——站在大多数妇女的立场上，以她们的名义说话，她们自信有能力这样做。当她们被攻击是西方化的女性主义（与她们的殖民主义前辈们一样），她们忽视这些主张，并视其为父权制的计谋，抛出她们对地方问题的理解，并寻求国家的改变。

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与九十年代初期，女性主义者发现她们脚下的大地在移动，驱使她们进入了陌生的领域。一系列国内外的严重事件使女性主义的视角受到迷惑和干扰。全球化是个最熟悉的概念，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它曾被用于表明范式的变更移动，从上述的经济民族主义所领导的思考和计划，转向相信通过更少限制的市场、减少由国家扮演的经济角色和更大的全球整合是增长和繁荣昌盛的途径。然而，当我继续下去时，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问题，我希望描述这个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后民族主义”的命名所形成的新的认识论。

后族主义认识论

后民族主义，我的意思是，对于问题与批判来说，民族国家已不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或唯一的视野或框架。这一局面并非是由某个单一的事件或是进程所造成，各种不同的压力与发展已改变了印度目前话语中关于国家的地盘，特别是对女性主义者和妇女研究的学者而言，尤其不能过分强调。在国家和其人民内部结构的重要性（质疑民族认识论及发展许诺应被解决的问题）和“我们”与超越边界的世界的关系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今妇女研究内部运行的框架。让我快速的将他们罗列出来：

1） 作为等级制和认同的系统，种姓和地方自治主义（建立在从属和冲突基础上的宗教社区）已成为显而易见的问题。穆斯林妇女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高度冲突的问题。代表种姓划分和被歧视的达利特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印度主流女性主义的排外和偏见。早期对我们世俗主义的自信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伴随着壮大印度“印度教”的强有力的规划，特别是印度教右翼势力的上升，已经对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2）然而，全球化模式在印度的个案中是缓慢而不均匀的，特别是来自全球化媒体的力量，已经改变了视野。同时，重要的是不要过度的阐释这个案例。

3）非规范性的性向成为一个重大的多种斗争的场所——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问题被边缘性化。性工作和卖淫的争论，以及性取向和身份认同已经成为妇女组织与妇女研究公认的问题。当然，国际的维度与联系本身就是重要的。

4）后女性主义——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年轻一代否认女性主义的这一迹象，促使我们使用尚未用过的方法去思考女性主义和妇女研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