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韵
删节版刊香港《信报》2010年12月21日副刊《上海观察》专栏
霍米·巴巴（Homi Bhabha）结束他的演讲时，我照例准备去取回放在讲台上的录音笔。手还来不及伸过去，台下突然涌出的人群把整个讲台、话筒、主持人、翻译、尤其是霍米·巴巴本人给完全淹没了。这是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最后一场“印中社会思想对话”，我们特别安排了霍米·巴巴，因为他的后殖民理论（虽然一本都没翻译成简体中文）是最为中国人所知道的──即便如此，久违了的“明星效应”现场还是把我这个全程参与的组织者吓了一跳。
但我还是笑了出来。可能就在不久前，人们想到当今世界的伟大头脑，就想到那些刚刚死去或还在晚年的活跃中的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名字，或许还可以加上几位左翼阵营中的东欧人和自由主义阵营中的犹太人。我们这次活动的初衷就是，让那些参加了这一系列密集讨论的中国听众和学者们意识到，印度作为一个生产出那些跻身于西方最优秀头脑之林中的东方头脑的国家的“真实存在”。我们故意让他们七人在上海双年展期间集体亮相，模仿那些强力造势的行为，通过一次次言语和风采的叠加，重新唤起人们对印度的想象和迷恋，重拾起我们除掉观光猎奇和文化考察之外，对西方以外某个世界的真正兴趣。
当我重温这两个月以来，每一位印度学者在那块中国特色大红色块前的形象时，他们的声音、表情、风度和口音如同印度本身一样迥异，又从不同的路经折返，指回了印度的性格、历史、源流和遗产。开幕演讲的嘉宾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教授是南非长大的印度裔英国人，曾在90年代的Goldsmith College对一代“青年英国艺术家”(YBA)产生巨大影响──一个严格的素食者和所能想见的最优雅的人，他的英文精致细腻，声音清晰柔和，站在你面前总令你不由地想去搀扶；第二位讲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常年在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间穿梭，他和第六位演讲者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教授都是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开创者，只是前者走路缓慢凝重，常年在西方和印度之间的奔波带给他对于自己国家更多的忧虑，而后者虽然多年生活在西方，却因为年轻时因毛主义而燃起的革命理想而对眼前的中国充满了期待与好奇，将这段精神遗产作为关切自身处境的资源；迪佩什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同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是唯一的一位汉学家，热爱中国食物犹如热爱中国文化，在搬到了新加坡之后，他更关注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内部如何进一步联接的问题；同帕沙和迪佩什一样成长于加尔各答的印度本土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领袖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教授是这7位学者中年龄最长者，但出生于1937年的他，言语和行动一样有力，目光既亲和又炙热，任何一个热血的人都无法抗拒他那将思辨、表达和行动三位一体的巨大力量。而唯一的一位女性演讲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则一直坚持手捧话筒站着演讲，她所体现出的魄力、关怀和立意也突破了女性主义学者在我脑中的印象。
“西天到中土”这个名字是想把当下的印度思想带来中国，而当面对面的接触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总忍不住地想把印度当作镜子，一照之下发现了支离破碎的自己。这面本身也被殖民和暴力敲打了无数次的镜子，映照出的是被革命和暴力揉捏得更不成样子的我们。有趣的是，这一代成长于印度独立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多少少地受到六十年代中国文革的影响而走上了学术和社会运动的道路，他们深入西方文化之虎穴，又抽身回来直面自己的传统和现实，还给西方一个个不同的焦点和视角。而由此反思到我们自身的局限、被蒙蔽和“所不能”，则远不是一个霍米·巴巴式群起签名的现场所能令人释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