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前天听陆兴华讲霍米巴巴，用到了“托付”这个词，很震惊，一直在琢磨这个词。印度人早已经走了。他们确实是“从西天到东土”，这是一个过程，然而留下了什么？“取经”事业早已被放弃，况且我们面对一个比中国更多元、更复杂、更俨然自得的印度，根本不知道要取什么经。而我们却觉得浑身不舒服，觉得好像自己欠了他们什么一样，或者是被伤害了，被侮辱了，一定要坐下来好好清算一下了。
“西天”是印度，但是“西天”早已包含更“西天”的欧美，从查特吉到查克拉巴蒂到霍米巴巴，一个个都是西方最著名大学的教授，说着比多数美国人更纯粹的英语。江弱水老师直接地说出了我最初的顾虑，我们怎么知道请来的是不是印度刘禾、印度王德威，甚至是印度汪晖。
不过查克拉巴蒂教授的演讲缓解了我们的焦虑。没关系，即使请来的是印度汪晖也不要紧，印度本来就和中国一样有许多个汪晖在猖獗着的，重要的是civility，是一种我们如何看待、对待印度（西方）学者的态度。即便请来的是印度汪晖，那也反而变成对我们自身civility的一次考试了。
赵汀阳没有通过这次考试。他用很轻率的态度拒绝了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家似乎不是气愤他不懂后殖民主义理论，而是气愤他的姿态，他缺乏civility的对话伦理。这种犬儒主义的姿态，我们已经在刘小枫、甘阳、张汝伦等许多学者身上领教过了。他们总在说，我在西方留学多少多少年，学了英语德语法语什么语，读了多少多少外国书，最终发现根本不如我们的朱熹王阳明，或者不如毛。这些学者凭什么来教育我们？因为他们好像比我们多读了很多外国书。这些学者要教育我们什么？那很多很多的外国书都一钱不值，根本不如中国每个人都会的那套东西。他们就是这样真诚地在做一件滑稽的事情。
查克拉巴蒂教授也是有一点这样的小资，齐泽克骂他娘娘腔也不是没有道理。按照陆兴华的说法，他有一种印度人独有的笃定、淡定，可以心安理得地陪着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学生们随便玩玩（犀利的纳斯邦老师好像就把他当作这样一种芝大的奇观）。他偷偷向陆兴华露出底牌，印度还有超过12万份梵文文献从来没有经人解读。
这种自鸣得意的小聪明，中国人再熟悉不过。钱钟书当年访美，拜会莱文教授的典故，经常会被人提起。莱文教授哀叹，“我懂的他都懂，可他还有一个世界，我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查克拉巴蒂教授笃定的原因，他背后还有12万份没人翻过的梵文文献呢。如果钱钟书在世，恐怕不会犯这种错误。越是国际的，就越是本土的，12万份文献和我们以为还没有开发的90%的大脑一样，都是靠不住的。存在即合理，这12万份文献当年就被人抛弃，可它里面的元素早已混杂在这个污浊不堪的世界里。我们如果挖这12万份文献，做元素分析，恐怕和我们直接对社会进行分析的结果差不多，那里绝对不可能是避难所。查克拉巴蒂自以为靠得住的巨额存款，实质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如果查克拉巴蒂知道这一点，他恐怕就再不能如此笃定了。
查克拉巴蒂的12万份文献靠不住，那赵汀阳的夹杂了哈贝马斯与德里达的“天下观”就更靠不住了。赵汀阳那么笃定地对着霍米巴巴打出经济、算计、博弈的一张牌，是因为他知道手里还有一张最大的“天下”牌，经由孔子和哈贝马斯双重背书。所以我觉得不必多计较赵汀阳的言行，只要宣布他手里王牌的作废，他前面一张牌的姿态就变成滑稽了。
面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冲突，赵汀阳做的太赤裸裸，查克拉巴蒂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显得比较温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形态，那就是罗蒂的反讽。罗蒂的反讽比刘小枫可高明，面对暴政、霸权、集权，他尽可能地反讽，然后又滑到安全的、温暖的资本主义怀抱，然后又反讽。他的反讽似乎不伤及根本，不用付出真金白银，就是一种滑来滑去的表演姿态。罗蒂背后可没有“天下”或者12万份梵文文献，他没有那份笃定，但他也有王牌，所谓的“希望”。那是一种未来的（尚未到来的）、美好的、有基督教传统和乌托邦传统担保的理念。这个“希望”好像是他从杜威那里偷来的，虽然现今这个世界不可收拾，但我们永远还有希望。
在陆兴华这样的激进分子看来，所有这些小资姿态，甚至罗蒂这种姿态，都是不可取的，自欺欺人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姿态只有三种，第一种是查克拉巴蒂式的多元主义，第二种是革命者的激进主义（我仔细体会齐泽克、德勒兹、德里达的激进主义也都不同，用不同的方式来瓦解这个社会），第三种是阿甘本式的幸存主义，与这个旧世界告别，像《三体3》一样放逐到另一个世界里。
现在，第一种多元主义姿态已经破产了。可以再拿出来反复琢磨，但似乎很难躲过齐泽克那种恶毒的心理分析。第三种呢，幸存主义，好像也很艰难。轻轻地和这个世界告别，穿越了，升级了，这种幻觉只有哲学层面上的意义。德里达应该属于陆兴华说的第二种姿态，他就没有告别，去追求幸存，反而是降落地面，用“托付”的方式，开始处理他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关系。“幸存”似乎是由重而轻，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而“托付”是越来越重的，与这个世界其他维度的压力一样沉重，不好随便讲讲的。
说到托付，中国学者最熟悉。抗战中，梁漱溟面对日军飞机炸弹，不慌不忙。他觉得自己继承了儒学，是受到孔子“托付”的，有了这种天命，肯定不会被炸死。研究庄子的刘文典的行为正好倒过来，看到飞机扔炸弹，赶紧跑，一边骂沈从文，我是为了庄子在跑，你跑什么跑。刘文典也是觉得自己受到庄子“托付”，虽然不像梁漱溟那样有天命，但也有“使命”啊。
托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佛教里的“传灯”，“衣钵”之类的指喻显然是托付，但又不落痕迹。我们可以先看看德里达。德里达的名文“永别了，列维纳斯”就表达出一种接受托付的沉重。列维纳斯是德里达一生最重要的对手，他先走一步，德里达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自己与列维纳斯的交往，在这过程中接受的托付。
反过来，德里达在02年知道自己罹患癌症以后，也开始了托付的过程。他到处找人对话，做讲座，接受访谈。时间有限，来不及写，只能说。跟他对话的人当然都是老朋友，而这“友谊”的意义当中，就已经包含了托付。德里达“播撒”了两年，托付了两年，走了。而在那两年中跟德里达有交往的那么多哲学家有没有感受到一种托付？我认为是有的，即使不多，也还是有的。德里达的托付工作已经可以保证他“不死”，一遍又一遍地为后来者所谈起。
这种“被托付感”是很重要的，而查克拉巴蒂所谓的civility就是形成“被托付感”的前提。像赵汀阳那样对待西方学者，先把自己封闭，然后采用博弈策略，是不可能对对方产生深刻同情，也就没有“共通感”，形不成“共通体”。那像刘小枫那样的“犬儒主义者”呢，恐怕也很难。他传承柏拉图的精神，马基雅维利的精神，施特劳斯的精神？都不是的。思想托付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经受考验的。藏着掖着，这是一种哲学姿态，也是一种政治手段，惟独不能真正地继承和“被托付”。
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托付”的沉重。刘文典说天下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天下人分那剩余半个。我就想起一个类似的经历。某次听张文江老师的课，他刚刚将潘雨廷先生注虞翻易的稿子整理出版，就随手送我一本。他说古往今来懂虞翻易的也就三人，一是虞翻本人，一是清代张惠言，另一人就是潘雨廷先生，他自己只是整理者而已。听了这话，我拿书的手一直在抖，我知道自己实在啃不动虞翻易，没有资格接受潘先生大作的“托付”。
这次印度人来，似乎好几个都是想托付些什么的，至少查克拉巴蒂和霍米巴巴都是这样。查克拉巴蒂虽然骨子里还指望着那12万份文献，可那是准备金，不能随便动的。从理智上讲，他需要我们和他们一起提供反省自我、消解霸权的武器。资本主义是西方人强行摊派给我们的，只是到这几年我们才越玩越顺手。而资本主义的解药，马克思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也是西方人同时送给我们的。现在轮到中国和印度。杜维明等学者甚至迫不及待地已经接下这个订单了，真要用儒教拯救西方。
而人家现在真的上门来讨药方。儒家拯救世界，不是靠几句口号，不是靠几本经典文献，而要拿出真的东西。杜维明关注思孟之学，关注政治儒学，在我看来和查克拉巴蒂指望那12万份文献一样，都是很靠不住的。我们总要记得齐泽克的论点，保罗之外没有真正的基督，列宁之外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儒学从来不是什么背离了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王阳明的儒学跟陈独秀的儒学、胡适的儒学、梁漱溟的儒学一样，就是儒学，是我们真正托在手里、安慰我们心灵、也逼死很多人、搞糊涂很多人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霍米巴巴看起来更沉重一点。他身上的负担本来够重，这次又抢着把奥斯威辛的创伤也加到自己身上。这种无奈、无助感，跟我们从人道主义面对汶川地震的无助感很接近。这肯定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无辜死难者的生命，托付给我们难以言说的压力。轻轻地跳到经济学，或者跳到柏拉图那里去，既不诚实，也不道德。
这几个印度人走了以后，我们似乎是主动要去谈他们，要去接受“托付”，甚至顾不得跟他们打招呼。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什么？被托付了什么？当然不是什么后殖民主义理论，贱民研究理论，也不是他们的那种演讲派头，而是那种失语感、不安感，那种被污浊学界搞得心神不宁、精神分裂的紧张感。
被托付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必定要付出代价，但它也许也值得我们付出代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