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印度哲学家阿希斯.南迪提出了“四个甘地”的说法，即对甘地从四种不同角度进行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甘地主义、甘地的影响乃至甘地本人。
第一个甘地是印度国家和印度民族主义的甘地；第二个甘地是甘地主义者的甘地；第三个甘地是一个衣衫褴褛、无法捉摸的怪人；第四个甘地是被符号化和神话的甘地，比如瓦文萨是波兰的甘地，昂山素姬是缅甸的甘地。当然我认为南迪还是低估了甘地。对于一个外部观察者而言，能找到千百个甘地。
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无疑是甘地的极高声誉。1915年，泰戈尔称甘地为“圣雄”（Mahatma，意为Great Souled），他的声誉近百年而不堕，这在近代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极为罕见。他在活着的时候，五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都没有获得。1989年的时候，诺奖主席说，当年的和平奖in part 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Mahatma Gandhi。搜索汉语世界，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批评甘地。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现象。从常识即可推断，甘地这个看起来“衣衫褴褛、无法捉摸”的人，一定不是怪人，一定有着过人的智慧，很多人确实说他面带狡黠，好开玩笑。
甘地晚年只有一招政治手段，“绝食”，只有敌对双方答应他的条件，他才肯恢复进食。他一生中多次绝食，有成功也有失败，尤以最后一次为了调解印巴关系而绝食，最为轰轰烈烈。二十余年前，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也有许多人效仿甘地绝食，几乎都失败了。此中的成败得失，颇值得我们深思。
法国人拉皮埃尔等著的《圣雄甘地》中，披露了他最后一次绝食的一些细节。“现在，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忠告，但是，一旦绝食开始，他们会对我满口允诺。”甘地说道，面部流露出狡黠的喜色。“是神授意我绝食，只有神能迫使我停止。同时，我请你和大家勿要忘记，神是否将保全我的生命，这均无不妥。我只有祈祷遵行：主呵！我祈求你在绝食中赐我力量，庶其不致为了偷生之全而贸然停止绝食。”当时甘地已经78岁，体重只有49.5公斤。
绝食期间，甘地体重不断下降，肾脏损坏，心脏减弱，血压升高，尿毒症越来越严重，气若游丝还要对外讲话，“你们要关心国家，要想到它需要亲善。”甘地恳求道：“你们不要为我担忧。凡是来到尘世的人，某一天终究会死去的。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朋友，我们应当终生感激它，因为它可以使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甘地经过六天的绝食，把自己逼到死亡的边缘，终于赢得了胜利。他开始注射葡萄糖，喝了一杯山羊奶，吃了四个桔子。吃完之后，他吩咐人取来纺车。虽然医生们再三反对，甘地仍然坚持要纺线。他身体虚弱，但那只勤奋的手不停顿地摇动纺车。“吃饭而不劳动，如同偷窃。既然我已经开始进食，因而我必须参加劳动。”甘地对周围的人解释说。几天之后，高德西刺杀了甘地。
我没有研究过二十年前那段历史。但我猜想，当时一定有不少人读过这本《圣雄甘地》（1986年，新华出版社），这样才能对绝食的作用有一点直观的了解。可惜这些了解还远远不够，只有一个甘地，他还是78岁、49.5公斤的一代“圣雄”，一般人的绝食是没有用的。
反过来想，狡黠的甘地为什么会有这招自残的行为？其他人又是怎样看待甘地的？我尽量搜集人们对于甘地的批评。丘吉尔说，“见到甘地先生，……是令人作呕，他曾是一个妨害治安的Middle Temple出来的律师。现在在东方作出苦行僧的样子，半裸地在总督府前游行，却出名了。”而甘地最崇敬的老师、朋友托尔斯泰，早在甘地还在南非的时候就评论说，“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那时泰戈尔也还没有将甘地称为“圣雄”。
奈保尔的话更为刻薄，“甘地活得太久了。”也许他觉得甘地在某一次绝食过程中死去，那样会更加体面。而甘地三十多岁宣布禁欲（他并未与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妻子商量，只是“告知”她这个结果）。而奈保尔认为，甘地在禁欲四十年之后，晚年出现了性焦虑，托尔斯泰式的性焦虑。托尔斯泰选择了离家出走。而甘地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扮演和模仿“圣雄甘地”，越来越坚定地推行“非暴力”，力行着“绝食”。没有什么比模仿自己更折磨人的了，从甘地恢复进食以后马上要来纺车这个细节就能看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刺客高德西让他真正解脱了。很多目击者说，甘地在倒地的一瞬间，做出手势，宽恕刺客。
我很喜欢甘地的《自传》，当然甘地自传只写到三十年代，他的“圣雄”之名最响亮、如日中天的那个时候。甘地自传与他人自传的重大不同是，从宗教信仰来说，甘地要求自己诚实，坦率，不能有所隐瞒。这是他的自我约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真的足够谦虚、内省，像他所实践的“每周一天不语”那样（他甚至有三年时间拒绝阅读任何文字），又何必写这本《自传》。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甘地的“非暴力”是一种最激进的“非暴力”。他与其他极权主义政治家相比，根本的唯一的差别，就是“非暴力”。
甘地在13岁的时候“童婚”了。童婚不是订婚（甘地说他7岁之前就订了三四次婚），而是真正的结婚。童婚是印度的传统风俗，至今仍然非常普遍。一直有人主张废除童婚，但总是遭到各方势力反对。人们需要童婚，因为印度的正式婚礼往往铺张到使得人们倾家荡产。童婚不需要那么隆重，从而是穷人解决婚姻的一个重要手段。甘地就是为了和叔叔一起结婚，从而匆匆忙忙地童婚了。童婚背后，主要是经济利益。
但是16岁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甘地父亲罹患重病。甘地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偷偷回不远的家里和同样年幼的妻子xxx。终于有一天，他父亲在他与妻子xxx时去世了，甘地自称，这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甘地17岁时出国，临走前向母亲发誓，不碰“烟、酒、女人”。当然，甘地禁欲是要二十年后的事情了。
印度教传统要求甘地素食。甘地在亲戚劝说下，偷偷摸摸试过肉食，很多人认为只有肉食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强壮。甘地试验了一年多，还是恢复了素食。他不需要身体强壮，这是他与其他政治家的最大差别。身体不够强壮，反而是甘地道德上的重要优势了。
同样，甘地在阅读和学习上也并不突出。他本来就不是较高种姓，小时候并没有读过很多书。甘地也在《自传》中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年轻时没有读过多少课外书，对阅读也没有兴趣。读书少（他还是勉强学会了梵文），这也是甘地的优势之一。他的继承者尼赫鲁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有可能被奉为神圣。要知道，贫穷后来也成为了甘地的优势，这应该是尼赫鲁从甘地身上获得的教训。这个未来的“圣雄”，无论身体、学识还是财富方面，都很不突出。这是他成为圣雄的关键之处。
甘地在家里的资助下，去伦敦读法律，并且付出了被剥夺种姓的代价。当时婆罗门中去英国读书的人并不少，但在甘地的种姓中，还绝无仅有。到了伦敦，甘地又说他完全读不懂边沁的功利主义，也没有通过拉丁文的考试。后来他意识到，他没必要读懂这些依赖于理性思考的东西。越是读不懂这些，越是促使他坚定自己的印度教信仰。奈保尔感叹，1890年的伦敦，正是天翻地覆的时期。一直没离开过印度乡下的甘地，会在这个世界之都中受到多大的刺激。
令人惊讶的是，甘地的自传里几乎没有留下对伦敦任何感性的记录。伦敦的街道，建筑，商店，橱窗，日益兴起的工业，来来往往的人们，在甘地眼中似乎都不存在。他承认自己害羞，内向，而且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这些品质的可贵。他曾请人教他演讲术，还曾请人教他小提琴，但他很快明白，他的自我价值，如果学习了演讲术和小提琴，恐怕要迅速贬值了。
甘地在通过律师注册的第二天就返回印度。在印度做律师期间，他只出了一次庭。他的工作是严厉地盘问对方，并从中找出破绽加以打击，但是他酝酿了三次，一句话都问不出来。这是他的心理障碍，他再也没有做过这种事。他无法做一名要与对方勾心斗角律师，可这再一次变成他的心理优势了。
后来，甘地又去了南非，在南非开始组织非暴力、激进的民族主义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与其他宗教对话，开始从托尔斯泰和梭罗身上汲取力量。他发现印度教中真有这样的博大传统，越弱越强，越包容越有力。要求独立、对付资本主义和殖民者的最有力工具，就印度而言，恐非社会主义理论，而是激进的非暴力行为本身。
甘地主义在印度几乎是突然崛起的。甘地在1915年回国，成为国大党领袖。1919年，马德拉斯第一次甘地主义骚动。而到了1930年，爆发了著名的“食盐长征”事件，甘地带领大群人去海边抓取食盐，破获英国人的《食盐专卖法》。一路上，大群严守纪律的志愿者前仆后继地挺身接受警察的毒打，以这种方式，实质性地推翻了殖民者制定的《食盐专卖法》。这种示弱的对抗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是有一点，如果“非暴力”没有变成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运动，如果没有“圣雄”这样的精神领袖，那么它本身并不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甘地一边主张“非暴力”（即挨打），一边动员妇女和贱民等底层人群。他主张印度妇女不论贫富，应该每天花一定的时间织布，用土布来取代殖民者的洋布，打击英国货，从而间接地支持独立运动。那时很多人认为独立运动根本不适合妇女参加。甘地的这个策略成功地把妇女也加入到独立运动中来。看似迂回，看似软弱，影响力却极为可观。英国人一次又一次把甘地送进监狱，甘地还多次绝食，每一次冲突都进一步提高了“圣雄”的威望。
也许正如奈保尔所说，甘地活得太长了。1947年，甘地成功地看到了印度的独立，但接着又面临印巴分裂的重大问题。甘地的“非暴力”的团结能力、动员能力已经足以导向印度的独立，却不能为印巴分裂提供直接有效的处理手段。这实在不是甘地所能做的事情，但他作为“圣雄”，仍必须做下去，直至他的死。好住甘地被刺，也变成一件符号性的事件，堪比苏格拉底和耶稣之死。但缺少柏拉图和《新约》那样创造性的阐释，还不大为人探究溯源。回想中国历史，的确缺乏这种“标志性”的死亡。诸如谭嗣同、陆皓东这样的“烈士”之死，对政治范式的转折性意义，还是逊于甘地一筹。
南迪概括说，甘地本人既非保守主义者，也非改良派人士…他创造了一种看似简单而无威胁性的自我表达模式，毫不费力地超越了“正统还是反正统”的两分法，使得新与旧的共同本质得以调和。但对于印度主流（婆罗门）而言，甘地倡导的社会变革内容，以及要求印度人民投入政治运动的诉求，具有高度的颠覆性。
甘地的非暴力政治，是一种非常激进的非暴力政治，以柔克刚，釜底抽薪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保守派在甘地被刺后表示，甘地所有的改良实验都是以牺牲印度教徒利益作为代价。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清楚地意识到，甘地用“非暴力”的方式“去政治化”，这才是政治家真正的敌人。
南迪认为，甘地对印度政治的颠覆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点是社会性的，即颠倒社会、政治中心与边缘的界定；第二点是心理性的，即通过强调一种阴柔的、女性化的政治姿态（激进的非暴力），来颠覆传统的完全男性视角的政治。
第一点比较好理解，甘地一直将底层的、非婆罗门的、商人和农民文化说成是真正的印度教文化。这是很典型的左派姿态。甘地弥合了印度大众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之间的缝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公共生活变成了政治的核心主题。这肯定同时损害了殖民者（英国白人）和殖民领袖（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等种姓和村社权威）的利益。
而且甘地的姿态是反文化的。印度教对智力活动高度推崇，而甘地却用社会公共生活来取代沉思文化的崇高地位，这种手法与毛是很接近的，自然也会导致知识分子对甘地的怨恨。
第二点更重要，也更让保守派难堪，就是甘地对母亲、对女性文化的推崇和敬畏。南迪认为这是印度人的传统之一，他们向来畏惧女性，她们是无常自然和莫测造化的传统象征（生殖能力），在行为上有力并具有侵略性。甘地向来赞美女性，而这也是对殖民文化的极大挑战。殖民文化一直将统治认同于男权，而被统治意味着女性式的服从。
甘地一直说，荣誉普遍归于受害者，而不与侵略者同在。甘地又从未宣称自己是革命家。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或者殖民者来说，都是一种激进的挑衅姿态。甘地拒绝卫士的保护，即使在他被刺前十天，已经有人破获一起炸弹未遂案，而甘地还是拒绝卫士的保护。甘地只求一死，轰轰烈烈地被行刺，这是他唯一的、能配上“圣雄”之名称号的归宿，别无选择。而高德西成全了他这一点。所以这场行刺，与林肯被刺、肯尼迪被刺等完全不同，是一场颠覆性的、双赢的、悲壮的戏剧表演。
对于刺客高德西的研究，应该都在大家的意料之内了。他来自婆罗门势力最为强大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从小接受良好教育，非常有曼斯菲尔德所说的“男性气概”，能熟练背诵《薄伽梵歌》等。
在他们看来，甘地的激进行动，是对印度、印度教徒的一种“去势”。这套性政治的话语在当时的印度极为流行，英国人和穆斯林是强奸犯，印度教徒是被蹂躏、阉割和失去贞节的受害者。高德西最清楚地感受到，他们首要的敌人还不是外在的英国人或者穆斯林，而是来自内部的、将印度去势的甘地。
1948年1月30日，高德西在甘地做晚祷的途中，先是向他深鞠一躬，感谢他为印度所作的巨大贡献，然后连开四枪，将甘地打死。高德西并没有逃走，直接投案自首，表现出惊人的控制力和沉着冷静。他本来不擅英语，但后来在法庭辩护时语言极为娴熟，仿佛暗杀赋予他生命的意义和动力。甘地之死，成全了甘地，也成全了高德西。
尼赫鲁说，高德西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尼赫鲁错了，高德西比所有人都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甘地和高德西潜意识地合作了这样一场暗杀，求仁得仁，并作为一个心理创伤永久地留在印度人乃至全世界人的心里，这与斯通所著《审判苏格拉底》何其相似。
南迪对甘地之死有一句精彩地概括，甘地与苏格拉底、耶稣一样，都很了解如何创造性地利用人们的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