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理论空间，作者：陆兴华
1-野蛮主义和文明性之间的提法，是折中。我认为他太消极地来看野蛮主义了。他是这样来启动听众的：他去纽伦堡齐柏林广场，心情很复杂，想到了阿多诺的这样的话：民主内本身会产生的野蛮主义，远比公开反对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可怕；在今天，野蛮主义与文明性的对立与在希特勒时代一样尖锐。我们的态度，他说，应该是取中。在这个态度，我认为，仍然是多无文化主义态度在支配。我认为他不够正面来看野蛮。他已经看到alterItas和simultas之间的区别，但是他被文化间的、个人主体间的野蛮主义和文明性的对立吓坏了。
施米特、巴迪厄、朗西埃和齐泽克都认为：一个不满于德国军事-经济-技术-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潜在纳粹，一个在以色列土地上谋求解放战争胜利的青年恐怖分子，他们潜在地也都是一个革命者，与青年毛泽东没有区别，无论从交互文化角度还是在个人主体间的政治斗争角度看，都是如此。而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是：好好主义式的文明性，他们觉得不大好，见血的谋求真政治的野蛮主义，他们又吓。他们要强调之间：在纠结中，在杂交中，在一系列策略支配下，被边缘化的主体终天有办法来对付权威，有更多的新意冒出来后，世界还另有可能性；全新的异质性，将来改变整个世界。等在那里好了，就像巴巴所说：在过去列经很多次仍然死不掉，未来诞生很多次但仍生不下来的纠结、交杂中，我们在那里等待一种全新的全球历史和全球伦理的到来。但我要问巴巴：我们等在那里干些什么好呢？就这么干等着很多年，让历史在那里原地踏步？
说到这里，想起我当时想这样问他：今年六月他与杜维明在北大的关于儒家主义的讨论中，他到底是取了什么立场。我想，儒家绝对是一种好好主义式的文明性派头：只要让我来统治，那么，我其实礼仪呀伦理呀都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终于也轮到来给其余的世界上一课了。这种发酸、作臭的文明性，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新的野蛮主义来折中掉呢？我们只能穿梭在儒家主义和法家主义之间的？连这个“之间”也是保守和反动的？巴迪厄和齐泽克说，从中国法家到法国雅各宾主义者到列宁到毛泽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交互文化”和“主体间性”的差异和对立，它们是全人类、全球政治的集体历史坐标。从这个角度看去，巴巴的这个野蛮主义和文明性之间的荡秋千式的全球伦理模型，是儒家式的一厢情愿的。
2-查克拉帕蒂上周末突然冒出这么一句：现在我们一定要警惕朗西埃和巴迪厄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句话更提醒我们当前的理论工作中我认为三种非常对立的阵营：阿甘本式的对于这个景观国家装置的舍弃和出离，巴巴这样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式的“各文化之间的无限新意”式的对于全球化伦理-政治之未来的期待，再就是巴迪厄和齐泽克式的革命者的态度—-一切还都不算数，历史是immanent于我们的每一次原创式行动中的，未来取决于每一个当下决断。这三者之间是我认为无法调和的；应该认领其中的一个立场，再来开始讨论。面对巴巴这样的学者的陈示，我们自己必须当场对这三个立场作出选择：已经没有再东张西望地摇摆一段时间的奢侈了。
3-巴巴的演讲既有革命斗士的雄辩，又有乡村牧师式的文学式的优雅，在前面的三分之一的理论描述中，他将理论概念当作诗那样念出来的劲头，着实羡慕死了我。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我们根本没胆这么堂皇地将自己的理论构思像诗句似地唱出来，使每一个概念都做到绝对的清晰-、清楚和明确。我原来以为，理论是讲话者的个人概念运算，说出来会不被听众待见，应该在演讲中省却理论推理的过程。这次听下来，我的总结是，我们也应该像他那样自信地去当众谈论我们的理论工作，一谈就要谈得它每个概念、每个词都明白，对听众集体负责地去讲明白，这样，久而久之，我们的理论工作才会有信誉，听众才会期待着来听你。在当前，汪晖式的不顾听众反应式的理论写作充斥着我们的学术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演讲能力已信誉扫地，我们必须修炼得像巴巴那样地来讲理论优雅地推到公众面前，否则，我们理论工作得就到哪儿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