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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塞提（Aman Sethi），印度记者，作家。曾就读于德里大学，亚洲新闻学院，并于200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现任印度《商业标准报》（Business Standard）副主编，组织报道2014年印度大选、西印度农耕危机、以及制造业劳资争议等议题。作为资深记者，他曾在《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前线》杂志（Frrontline）等数家新闻机构供职。因其对中印度地区军队镇压叛乱过程中奸杀土著的新闻报道，塞提于2011年获印度媒体研究所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奖。
 
作为作家，塞提的第一部作品《一个自由的人》（A Free Man）于2011年首次出版，于同年获得“经济学人纵横奖”（Economist Crossword Award）印度非虚构作品奖；2012年，获“印度国家文学奖”青年作家奖。《一个自由的人》基于作者于新德里长达五年的研究而成，从新德里街头劳工们的日常生活中展现发展中国家大都市所经历的剧烈变化。
 
塞提的其他出版物和作品还包括《数码化的想象》（The Digitised Imagination），《艾滋箴言：来自印度的不为人知的故事》（AIDS Sutra: Untold Stories from India）等，他的文章还被收录于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出版物《驿站读本7：边界》中。

沙美智生于印度，并在新德里度过了人生第一个十年。之后，她曾居住在瑞士、印度尼西亚、美国、中国大陆、香港和韩国。 在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本科毕业后，她在香港做了十年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她于2006年搬到上海生活。她写作了回忆录式游记《追随僧侣的影子：玄奘足迹之旅》（企鹅，2005）。她的第二本书，小说《光的另一面》入选2013年英联邦图书奖（涵盖五十四个国家的文学奖）。她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1930年代上海的小说。

蔡坦尼亚·桑布拉尼曾在印度巴罗达的萨亚基劳王公大学学习，并获得经济学荣誉学士与艺术批评硕士学位。他在1995到1998年间在孟买的K. Raheja建筑学院教授艺术史和理论，随后赴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艺术史和艺术管理的博士学位。自2002年起，他在该大学的艺术学院讲授艺术理论，侧重于现代和当代亚洲艺术，现为高级讲师。

拉维·桑达拉姆是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Sarai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他关心后殖民城市和当代媒体经验之间的交叉，而他所提出的“盗版现代性”（Pirate Modernity）现象则是都市主义的一种违法形式，来自于后殖民城市的媒体和技术基础设施。他目前的研究课题是媒体现代性所引发的都市恐惧。

迦琪•森 是一名电影作者、发行人和策展人。她是注册的非营利机构魔灯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人和执行总监，该机构自1989年以来在文化与权利领域开展工作。森目前已经拍摄了22部纪录片，制作了4部，并指导了数十部。她曾为多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电影节担任策划和评委。2005年，她创办了名为“正在建设”的独立纪录片计划。被构想为公共电影档案馆的“正在建设”，在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纪录片市场。
2008年，她创办了一系列不同于主流的电影节，冠名以“持续抵抗”，以展示他们发行的纪录片。电影节每年在德里举行，并到印度乃至国外不同的城市巡回展映。它被构想成一个共同空间，在其中电影、电影创作者和观众在一起，与纪录片建立联系。

罗罕•湿婆库马（Rohan Shivkumar）是在孟买工作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他目前也是孟买大学卡尔维亚建筑和环境研究学院（简称KRVIA）的副院长。

他的兴趣在于将建筑视为一种文化实践 ，而非仅仅是筑屋建楼。因此他对以跨领域的视角看待建筑和思考语境的方式非常感兴趣。这些领域包括诸如艺术、文学和电影，以及它们与城市发生关系的方式。近年来因城市物理景观发生巨变，迅猛的发展对社区和集体记忆造成重创，他的兴趣也逐渐明晰。他发现破译这些变化的模式非常有趣，包括这当中的意识形态及其表现，特别是日常生活对席卷而来的全球化趋势的抵制。

在孟买取得学士学位以后，1998年他在马里兰大学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研究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在他回到孟买后的同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加入了卡尔维亚，同时开始和都市设计研究所（UDRI）共同合作他们在孟买的项目。

毫不夸张地说，吉吉•史卡利亚（Gigi Scaria）是都市空间的“考古学家”，尤其对于他已居住了将近十年的城市德里来说，更是如此。“考古”在这里指的是艺术家为将深埋地下之物公之于众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和技术；它意味着挖掘和深度，是对历史沉淀和时间累积的关注，以及把城市作为记录不同痕迹的重写本的介入方式。人们也可以猜测艺术家的职业是对这个方法的担保；从批评层面来看，他的工作可以被看成是解剖，一种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将那些使事物变得必要和隐藏事物的条件都彰显出来。这个考古学的比喻组织和贯穿了他近期的工作，是对以前将视艺术家参与为社会结构化制作地图（吉吉称之为“绘制社会地图”）的逻辑延伸。制图和考古构成了他目前工作的两条轴线，用概念网格串联起一系列的关系——面和深度，新与旧，空间和时间，历史和政治，等等——这些关系互相争斗，以便形成一套复杂的对应体，勾勒出当下的历史及其与现代性间常常不愉快的关系。

（摘自Satyanand Mohan的论文《都市生活的考古学家》）

吉吉的作品运用包括摄影、录像、油画和雕塑装置等许多媒介。